（一）
由近期的狎欢遽殁事件，想到法与德的关系，复想到《万历十五年》，其云：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万历十五年》是已故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著。老先生提倡“大历史观”，强调从长周期、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听来高大白得有些抽象，用感性的话表述出来：远远的看历史，反而能看清她玉体横陈的曼妙轮廓和沙印小莲步的履历，而不用纠结于鼻翼的黑头和左右花靥少许不对称。
初看《万历》，貌似人物志，主要写了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等；复读方识，这其实是一本讲有明一代文官制度的半学术半杂文作品，所举例人物都是角色道具，皇帝、首辅、名将、清高宦儒、哲学家……与文官制度的关系，结论是，这个制度已走到尽头、失去生机，与当时历史人物的优劣关系不大。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西班牙全面向英国开战，争夺决定近现代文明走向的海洋霸权，神宗皇帝却心灰意冷，开始长达十数年的不上朝理政，因为他逐渐明白自己虽贵为皇帝，却也不过是体制中高贵的道具，无可奈何之事甚多，既不能扶持所宠郑贵妃儿子当太子，又被群臣当作打击异己的武器，还时常被言官毫不留情的书面谩骂。
（二）
帝王们要在很长时间中面临几个问题。
一是皇权的稳固，这个主要靠制度、文化、帝王权谋，二是人民吃饭问题，三是大国有效管理问题。二其实是三的一部分。
第一个问题学问太大，又涉政治，谈不好。
后边两个问题，在近现代才得到解决。
工业革命使用传统农务在技术上能够规模化、自动化，在人口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科技发展促进了粮食、肉类、水果等基础食用农产品量与质大幅提升，促进了人类居住房屋条件极大改善，促进了医疗水平有革命性的进步。基本生存问题的解决，降低了区域性概率。
信息革命，实现了人口、土地、财税等的精细化管理，技术上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难题。信息化革命极大提升了政府管理能力，包括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合理的财税体系建立实施和人口信息统计等。精细管理问题的解决，使主要政治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政治秩序良好，脱离政权的暴力更替循环。
换句话说，当生产力和必要技术还未成熟时，中国已经是个庞大帝国，她所具备的能力不足以管好她所拥有的江山，特别是在各朝稳定以后，人口膨胀、土地混乱、基础统计不清……这是旧时王朝轮回的宿命。
（三）
明朝的治理方略充满着保守自安、搁平捡顺的小农意识，这不仅是因为开国洪武大帝具有来自社会下层的思维局限，更是因为中国走到14世纪中叶时，体量已经很大，传统的帝王体制难以带领中国科学发展，适应后几百年的世界性翻天覆地变化，靠几朝明君、贤辅励精图治或碎片式改良通通于事无补。
朱元璋很为难。
盛唐曾经那么璀璨，可还是祸起萧墙。两镇节度使安禄山反了一把拉开序幕，唐帝国在事实上没引起重视，但也许是因为已经尾大不掉了，最后黄巢降将朱温封梁王，却落下了李唐旗帜。可见搞藩制、做强地方是不行的。
宋太祖的黄袍于须臾间加身，再加上汲取唐的教训，从此对武将戒心深种，不仅让文官掌控朝堂话语权，还实施中央禁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严重削弱了地方边防。宋真宗是政治家，弄了个澶渊之盟，从此边防安泰百年。好的一方面是，历经五代十国，以微薄代价争取了较长时间搞国内建设，发展经济到历史新高点，文化也锦绣繁荣；坏的一方面是，中央军百年不操，懈于安乐，军队官僚化，战力衰减严重，这于宋辽双方皆然。王安石搞青苗法等变法，属于商品经济意识萌芽，然整体缺乏配套制度和拥护的政治力量，所以也是镜花水月。货币运送来回折腾，劳民伤财，还容易哄抬物价。
于是有明一代关于财权、军权、事权，作出如了一些不同于历朝的匪夷所思的安排。例如，中央对财税只作备案监督管理，各地以实物纳税，实施就近补给。也就是说中央没有国库，户部不对全国财税统筹收支。一个地方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策略，应缴之税，以实物形式交给就近之地互通有无或中央。
想到了康熙和乾隆。
皇帝御驾亲征很痛快，但不是啥好事。最大问题是严重干扰了体制正常运转，妮一皇帝亲自打个仗，那得调动多少全国资源，打赢了很稀罕么？再说资源妄动，是否伤了根本，需从长计议。这两位大哥身后，都是国库枯竭。雍正更像个好总理，固本强基显著；嘉庆没啥本事，好在老子留了条肥猪，够吃十来年。
康熙的仗打的是必须的，他有战略考虑，看到中国历史外部祸乱，大多从西从北而来，但他老人家没料到自己的家业，却被南方力量撸了。乾隆，不想说了。
（四）
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三个基本方略是基本正确和成功的：自力更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