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下，高致远让何桂芬写了一张欠条，何桂芬答应等那四十万的分红型基金到了点，取了钱就还给高致远。
欢欢出院不久，舒曼就收到法院的传票，何桂芬将她和肿瘤中心一起告上了法庭，罪名是在给郭欢欢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时，玩忽职守，跟欢欢的干细胞提供者谈恋爱，在欢欢干细胞移植前大量使用抗菌药物，导致欢欢干细胞移植术失败，何桂芬要求赔偿四十万人民币。
接到法院传票，舒曼一下子怔住了，她将传票悄悄给张文栋看了，张文栋告诉她，何桂芬告的具体责任人是你，但矛头还是指向了医院，无非就想讹诈一点钱，如果咱们害怕了，跟她庭外和解，那她的目的就达到了，她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钱，所以，你根本不用害怕，郭欢欢的干细胞移植术，我们没有什么过错，大不了跟她对簿公堂呗，我给你打气，舒曼，你尽管放心，她赢不了的。
舒曼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下班之后，她将这事告诉了高致远，高致远一听，也很生气，气何桂芬太不讲道理，自己这样无私的帮助她，她还是要告状要钱，人怎么可以这么贪心？
他安慰舒曼不要害怕，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亲眼目睹，可以为她作证。
舒曼悲哀地说道：“致远，你已经没有资格作证人了，何桂芬指责我的过失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和郭欢欢的干细胞捐献者谈恋爱，玩忽职守。
高致远又吃了一惊，真没想到何桂芬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连这都成为控告舒曼的罪证，他愤怒了，怒气冲冲地拨通了何桂芬的电话。
何桂芬一看是高致远的电话，没有一丝的犹豫就接了，高致远声音有些哆嗦，厉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何桂芬很无辜地问：“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高处长？”
高致远就把舒曼的话又说了一遍。
何桂芬故作轻松地说：“哦，原来是为这事啊，高处长，你听我解释，我的矛头不是对着舒大夫去的，人家说告状除了告单位，还必须得找一个当事人，她是欢欢的主管大夫，不找她做当事人找谁去？”
高致远这才相信了何桂芬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种老实腼腆的女人，而是自私自利、诡计多端，他生气地说：“何桂芬，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就是那瞎了眼的农夫，可怜了一条毒蛇。”
何桂芬一听高致远把话这说的这么难听，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叨：“高处长，你冤枉我了，我也是没法子啊，别人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术都成功了，偏偏我家欢欢失败了，我心里接受不了，花了我那么多钱，病却没治好，为什么我就不能要求他们赔偿？我有什么错？”
高致远这才想起，欢欢在做干细胞移植术前，舒曼一再担心手术失败后的结果，当时自己还觉得舒曼过于谨慎，今天看来舒曼的担心并非多余，何桂芬果然是翻脸不认人。
见自己在电话里跟何桂芬讲不通，高致远只好开车来到何桂芬的出租房，当面找她谈话，尽量说服她撤诉。
高致远来到何桂芬家已是晚上八点左右，何桂芬从猫眼里看到高致远来了，心里也有些打怵，但她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只能置于死地而后生了，她将欢欢送到卧室里，嘱咐她赶快睡觉，不管外面有什么声音，千万不要出来。这才满面笑容地开了大门，把高致远让进屋。
何桂芬热情地请高致远落座，又要去给他倒茶。
高致远满脸怒气地拦住她，也不就坐，厉声质问何桂芬为什么不跟自己商量，就把舒曼给告了。
何桂芬假装镇静地说：“我已经和你解释了，我不是针对的舒大夫，我是要告他们医院，舒大夫正好是主管大夫，被连累了。”
高致远已经不再相信她的花言巧语，他也不想跟何桂芬多说，就直接问道：“你可不可以到法院去撤诉？”
“为什么要撤诉？我还得指望着医院的赔偿款给欢欢做下一步治疗呢，人家医生说了，等欢欢体质恢复好了，还是可以考虑骨髓移植的。高处长，你不会因为此事不给欢欢捐献骨髓了吧？”
高致远这才看清楚何桂芬的自私，她只想着自己和欢欢，仿佛所有人都欠着她们母女的，都得为她们母女做出牺牲。
高致远后悔了，当初如果知道何桂芬的秉性，自己说什么也不趟这滩浑水，只在背后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就完了，何必还要捐款，帮助他们母女在省城扎下根来。
高致远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他见一言两语很难说服何桂芬，就只得在沙发坐下来，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下，尽量保持心平气和地对何桂芬说：“小何，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舒曼大夫对欢欢怎样，你也看到了，她是一位尽心尽力的好大夫，你忍心将她送上法庭吗？”
何桂芬低下了头，捂着脸啜泣起来。她哭了半天才说道：“舒大夫尽心没尽心我没看到，但我家欢欢病没治好，我可看到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借你的钱，就是她逼着你让我写借条的，我肯定没猜错。”
高致远越发觉得何桂芬不通情理了，借钱留欠条，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再说了，你就是打欠条，也未必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你不是？现在的何桂芬简直是钻到钱眼里去了，凡是和钱有关的事情，她都要为自己争个理才行。
高致远无奈地叹了口气，一时不知道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