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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母凭着自己的手腕，不仅没给那几个小子出一分钱医药费，最后竟逼得那几家先后迁出了这个城市。学校也在强大的压力下向陶家赔礼赔钱。
惹出大乱的陶醉也没能继续在那个学校上完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转了学，去了私立学校。
☆、12
此后陶林再没见过王小飞。对事情本身的恐惧已经远超过他对事情真相的疑问，王小飞这个名字就成了恐惧本身，深深地植入他的意识里。不知是精神科医生的引导还是那些镇定药物的功效，陶林的大脑把这件事选择性遗忘。好转之后，他对之前五年的记忆有些模糊，能大致回想起自己在学校的生活，不过一涉及到具体人事物，他的记忆变成了空白的片段。然而在忘却惨痛经历的同时，他之前引以为傲的强大记忆力似乎也随之消失了。在整个中学阶段，他的各科成绩平平，没有任何出色的才能。而这正是他决定要成为的样子。只要不起眼，不冒尖，不受人注目，便不会惹人讨厌，这是他学会的“重要的”生存之道。
另一方面，由于精神创伤导致的厌食症使陶林迅速瘦了下来。在不胖的人眼中，胖似乎是一种罪过。从此往后，他宁可饿着不吃东西，也不再希望被人叫“死胖子”、由此遭到欺负。等他再度踏入校园时，体型已经和从前判若两人，如果过去的同学和老师见到他，肯定认不出他来。
这场灾难性的事件从此也彻底扭转了他的人格。现在的陶林是个畏首畏尾的人，缺乏上进心，不敢冒险，不愿面对新挑战及可能需要由自己来承担的责任。在人际交际方面，他既小心翼翼，又过于随便。任何人只要主动向他示好，他都会毫不迟疑地附和对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满足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比如跟父亲朋友的儿子们吃喝、夜游，和主动贴上来的女性约会，为她们买单，陪她们上床。而一旦他在独处状态下，他又开始对交往过的所有的男男女女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他们的人品，怀疑他们接近自己是否别有用心。大概每个人的朋友中都会有这么一个人，你约他见面，他定会出现，而你不约他，休想他会主动来找你。对于认识陶林的人来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熟人。
那次的事件对于陶林的性取向似乎也有那么一点儿奇妙的影响。他从此畏惧男人，不敢在男人面前裸露身体（尤其是下半身），就连去公共厕所小便也要进入大号用的有门的格间；更愿意亲近女性，只要有女人向其求欢，他都来者不拒，但也从不主动要求。可是在精神上，他反而更容易对同性产生好感——与其说是好感，不如说是男性对他而言有一种他无法与之抗衡的权威，就像小时候他无法抵抗那些欺负他的男生一样。在对权威的敬畏之下，自保的本能促使他心甘情愿地示软、臣服乃至爱戴。
结果杨言的正面出现让这十几年来好不容易重建的人格又重新陷入混沌。而杨言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被陶醉那样警告后仍然坚持隔三差五地去医院探视陶林，并且每次都给他带些小东西，比如搞笑漫画、毛绒玩偶和糖果点心。花他只送过一次——在发现陶林对花产生出人意料的强烈反感后他就不敢再带花过去了。起初陶林拒绝与他交谈，他也不在意，而是一个人在病床旁唠叨起自己生活中的趣事，也不顾陶林究竟有没有在听。陶醉一开始对他的出现相当不满，后来逐渐感觉到他并无恶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病房里多了台收音机。
杨言是个机灵的人，在陶林面前，他话虽多，却从来不提工作上的事。陶醉已经留院观察一个多月了，期间想也知道电台早就安排了别人顶替，反正他本来就是关系户，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电台的人既没来看望，也没问他何时能回去上班。
杨言的友善让陶林不再那么害怕他的脸，到后来也能主动应上几句话，使他不用再一个人唱独角戏。
陶林的情绪逐渐好转，陶醉便不再天天去照顾他。陶林似乎也隐约感觉到，哥哥最近情绪总是很低落，有一天他甚至从陶醉的随身包里发现了一种他很熟悉的镇定类药物。然而他目前自顾不暇，脑子仍然不太好使，没法顾及哥哥与他那人渣男友的纠葛。
陶醉不在的时候，杨言在陶林面前更放得开，对他几乎无话不谈，经常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时已至九月后半，虽然这南方之地仍是暑热难消，早晚已比先前凉快了不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杨言刚做完下午档的节目就跑来医院看望陶林，见难得护工和陶醉同时不在，提议陶林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外面散步。
陶林自被送进医院起就没有踏出过这间单人病房一步，大概也是闷久了，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杨言的提议。陶林虽然身体虚弱，但走路不成问题，而杨言坚持要搀扶他下楼，他挣扎不过，只好任对方扶了。
初秋的天气很好，太阳已经西斜。精神科的住院区与其他病栋隔开来，为一片寂静所笼罩。医院的绿化做得很好，草木茂盛，空气清新。陶林已经想不起自己上一次像这样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散步是什么时候了。如此明亮的光线让一向昼伏夜出、习惯了黑暗的他有种无地自容之感。
在病房里滔滔不绝的杨言这时候却一反常态地没有开口打破沉默。两人就这么并肩走了一会儿，陶林突然问他：“你为什么